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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的沉浮!阶层流动的中国局

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人气: 发布时间:2017-07-20

高房价区隔了阶层,没有及时上车的白手起家外地“90后”,哪怕清华北大毕业,在京沪深上车的理论可能性已经趋近于零了。

社会阶层流动停滞的阴影,重重地笼罩在人们头顶。

01

要理解中国的事,需要理解中国的特殊性。

中国人最鲜明的特性,就是对种地这种技能的迷恋,人类相对发展较早的文明,最重农抑商,依赖种植的就是中国。精耕细作锻造了中国人的勤劳,农耕文明也浇筑了中国人对土地的情感。

在中国,如果你说“一辈子租房也没啥,何必要买房”,且不论在现实生活中会面临多少障碍,大多数人在心理上就无法接受。

房子,是阶层地位的象征,也是安全感的来源,现在追逐京沪深的钢筋混凝土盒子,和当年徽商晋商要建巨大的宅院,本质上并无二致。

我无意探究财税制度和货币政策如何给一线城市房价推波助澜。我们换个角度来想,一个十三亿人的经济体,其中所有有条件的人都将自己的中国梦寄托在少数几个城市的房产之上,这些城市的房产价格,其趋势不言自明。

昔年,发财的人衣锦还乡,在自家土地上建筑大宅,而今这样的需要全被一二线城市房产吸走。

中国广袤的大地,容得下许多乔家大院,但如果乔家大院全部都要盖在北京、上海,北京、上海的房价自然会被炒到珠穆朗玛峰上。

许多人都在说,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有房有车,还是学区房的绝对顶尖的物质生活,哪里是一代人能够完成的阶层跃升?这个问题其实是个代际矛盾。

如今在京沪深作为中坚的“70后”,因为进入社会早,当时房价并非高不可攀,努努力就到了。

然而,和当年“70后”背景相似的“80后”“90后”就没有这种幸运,即使家庭背景相似、资源和能力禀赋差不多,但因为这一波史无前例的货币放水大漫灌,“70后”的资产借房产增值坐上了火箭,“90后”只能望洋兴叹。

一部中国史,其实就是一部阶层流动性不断变化的变奏。大时代中的个体,命运浮沉全靠变奏的大基调。

02

秦灭六国,依靠的是制度优势。秦国消灭了贵族,而六国旧贵族始终强势。秦国能够直接以国家机器强力汲取到个体,六国却不具备这样的汲取能力,因为封建(此处是真正意义上的“封建”,不是中国用的马克思主义语境下的所谓封建)的贵族对国王的汲取有抗拒。

秦国建立一整套“无军功者不受爵”的制度,实际上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社会阶层的快速流动,不管你有没有知识,有没有背景,只要杀的人够多,你就可以出将入相。

从本质上说,秦人之勇猛,正源于这种激励,强社会阶层流动的秦国,自然战胜了弱社会阶层流动的关东各国。

从秦到隋唐,人事制度几经兴替,最终导向平民化的科举制。帝王以科举,招揽天下英才,无论贵族庶族,最终都放在同一张试卷下面来检视。

这一制度,使中国拥有了在古代世界无可比拟的阶层流动性,“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只要能够中举,阶层流动可以在一夕之间完成。

在农耕社会,社会上除商人(在当时完全没有社会地位)以外的其他群体,财富创造能力并无多大差别,如果在再分配过程中处于优势,即可成为社会的强势群体。

也正是如此,这造就了中国“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传统,也使得中国难以形成在社会阶层代代相承国家的那种“工匠精神”。

1905年,科举制度终止。社会流动状况发生立竿见影的变化。西风东渐,沿海沿江开埠,中国的工业化始得发端。

但总的来看,彼时的中国,社会整体贫富差距不可与后来同日而语,但不同地域间的发展水平,却比现在更不平衡。科举制下,江南文风鼎盛,当地士人向来独占鳌头,但全国其他区域士子,也不是全无机会。

及至私塾改新学,子女教育成本和往日科举时代不可同日而语,至于知识界的尖端,更都是出洋留学归国者,以当时的社会状态,能够支撑子女留洋的,更是凤毛麟角。

翻看民国到中共建政之初政治人物的简历。国民党文官中,留洋尤其留学欧美的比例极高,共产党高官中,顶多也就是留苏或者赴法“勤工俭学”而已,完全不可比。

国府的中坚力量,江浙人比例高,而共产党人中内陆人比例高,某种程度上恰是当时经济程度差异导致的阶层分野的反映。

从某种程度上来看,这种现象而今已在重演,京沪穗深宁杭等城市最顶尖的家庭,其子女教育目标早就是常青藤的名校,再过若干年,拥有更高技术的国际化“海归”可能成为国内金领白领职位的“标配”,彼时,社会阶层流动也自然更固化了,和百年前的图景并无二致。

1949之后,社会阶层流动经历了前三十年的特殊时期。在这个特殊时期,社会重新陷入劳动生产率较低且缺乏竞争的状态,社会资源分配重回行政分配路径。

一方面,对“地、富、反、坏、右”等阶层的歧视,使一部分人参与社会流动的机会被彻底剥夺。

但另一方面,对于另一部分人而言,只要一朝考学、招工、招兵最终进城,就可以享受计划经济体制的襁褓,一夕之间改变自身的阶层。

纵观中国数千年来的历史,最高领导人的集权程度越高,社会基层的原子化程度越深,反而使社会最低阶层向中高阶层的流动变得容易,而当最高权威涣散的时候,贵族也好,世家也罢,更多聚集中上层的资源,社会低阶层向高阶层的流动。

03

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在上世纪七十年代重启。农耕时代、工商资本时代、金融资本时代、科技资本时代,发达经济体两三百年走过的路,中国只用了三十多年。

正因为如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阶层流动性,在短期内经历了极为剧烈的变化。

回溯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80%的居民还是农民,城乡二元结构下,城镇居民生活状况虽然远好于农民,但除了少数高级官僚以外,内部分化也非常小。

彼时,高考是社会阶层流动的主要途径,所谓“一考定终身”,只要通过高考成为“大学生”,就脱离工人、农民获得干部身份,并能被分配到处于社会相对顶层的单位。

这一时期的社会流动,和科举时代的大逻辑并无区别,从某种程度上和1949年到1966年的“前十七年”也有延续性。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此时民众没有择业自由,毕业之后能不能留在北京上海,在一定程度上对大多数大学毕业生而言,也是“一锤子买卖”,能够留下来的人,生存竞争自然相对不激烈。

八十年代,全社会整体仍在计划经济轨道上,但已有少部分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开始兴起,到1992年南巡讲话之后,全社会才有普遍性的下海经商浪潮。1992年“市场经济”写进中共党章,中国才开始进入工商资本兴起的时代。

工商资本时代是典型的高增长时代,实体经济活力旺盛,产业投资回报丰厚,即使是社会流动性严重过剩,也只是推高消费品的通胀,除了高度计划管制的股票以外,全社会大多数资本品的价格,相对而言并没有太多的泡沫。

只要能够赶上经济增长的班车,只要有从容的收入增长,无论在一线城市还是二三线城市,买房都不是件特别困难的事。

04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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